被一次次剥夺了话语权的霍小姐立志：一定要说好上海话！
一次，她去医院切除扁桃腺，术后，看到自己吐出的一大口残血，心里一嘀咕“那么多血啊！”话到嘴边，被翻译成格里格楞的“介许多血血……啊！”就这一句“血血”惹来护士小姐的白眼：“介大的人了，还要发嗲！”
大学时，霍小姐勤工俭学，给一小学生做家教。下课后，小孩的家长总是用上海腔普通话和她套近乎。“哦哟，霍老师，你们外地人在上海也蛮辛苦的哦，还要出来打工赚学费。”终于，他们说出了霍小姐最怕听到的话。“恨不得把户口本、身份证统统掼出来——我是正宗上海人！”
直到参加工作，这种种的尴尬才慢慢化解。“公司老板是美国人，打工的有一半是外地人，平时要么说普通话要么说英语，上海话不通用的。”有个同事居然和她一样，也是不会说“上海闲话”的上海人，“大家用普通话聊天，感觉很舒服。”倒是“新上海人”们常常“抗议”：“你们为什么不说上海话？我还想从你们这里学一点呢！”
唯一让霍小姐“气愤”的是，她的父母在家一口普通话，对外却马上换成了正宗的上海话。每次，她想用自己的“洋泾浜”和二老“切磋”事，他们总是笑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，你学不会的。”
家庭结构的多元化：
“联合国”多语种生存
２７岁的上海人不会讲上海话，那是少数。２０年后，２７、２８岁的上海人不会讲上海话的，或许会成为多数。因为家庭结构变了。
何先生的父亲是上海人，母亲是无锡人，妻子是内蒙古人。女儿何雪出生前，家庭成员间的对话很有趣——夹杂着上海话、无锡话、上海腔普通话、内蒙腔普通话，偶尔还会蹦出一两个蒙古语词汇……俨然一个小“联合国”。
生活在多种语言环境下的何先生，有意识地用上海话对牙牙学语的女儿进行启蒙。然而，小家伙进了幼儿园后，上海话越说越少，普通话越说越溜。何先生提出 “抗议”，“至少在家里的时候多说说上海话。”女儿也不示弱，屡屡以经过“改装”的上海话，刺激他脆弱的听觉神经，比如，把“肥皂”说成“便造”，“三角”说成“三国”。帮她纠正发音，小家伙居然怒目圆睁：“我是‘普通人’，应该说‘普通话’！再说，妈妈听不懂上海话！”
何先生无奈“缴械投降”。
如今，小家伙跟妈妈说话，小舌头一卷、“儿”音不断，什么“没事儿”、“玩儿”；换成和奶奶说话，末了总是托一个“的哇”，像什么“你快吃饭的哇”，无锡口音重得很；最有趣的，是小家伙和新来的苏北保姆阿姨的对话，“她们讲半天我还什么都没听明白，就知道小家伙最后那句肯定是‘乖乖龙帝恫’。”
但，在另一位上海爸爸黄先生看来，何雪足可以做他女儿的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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